侦探 电影剧情简介,百年中国侦探小说Ⅴ：医生，侦探的第二职业

自从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来，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侦探小说已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类型特征。本系列文章将关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早期摄影术与PS技术、女性侦探与儿童侦探形象、侦探小说中的“实验”与“化验”，及“恶搞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等内容，意在勾勒百年中国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趣味内容和基本面貌。

在很多中国古代题材的侦探小说及影视剧中，侦探往往被设定为精通医术。比如电视剧《狄仁杰探案》中的狄仁杰善于针灸，他为武则天看病，有时甚至可以解决连御医们都无法处理的疑难杂症；《大宋提刑官》中的宋慈，将毕生所学著成一本《洗冤录》，成为中国法医界的鼻祖人物；《御赐小仵作》中的楚楚，也是凭借其出色的验尸能力而在三法司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博得安郡王萧瑾瑜的赏识。在现代题材的侦探故事中，也许是由于现代职业的细分，抑或侦探小说作者们更喜欢让自己笔下的侦探“术业有专攻”，兼具医生与侦探双重身份的小说主角似乎不如古代题材那么普遍。在更多情况下，“法医”身份从侦探身上剥离出来，但依旧是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关键角色，比如《白夜追凶》中关宏宇的女友高亚楠，《扫鼠岭》中号称“中国警官大学三杰之一”的法医蕾蓉，《扫黑风暴》里的法医宋涛等。

当代影视剧中，医生大多从侦探的身份中剥离出来，但仍对案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图为2021年电视剧《扫黑风暴》中的法医宋涛。 （资料图/图）

作为侦探助手的医生

从侦探小说诞生开始，医生和侦探就一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职业联系。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最有名的医生莫过于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根据小说中的介绍侦探 电影剧情简介，华生于1878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并被派往“诺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充当军医助理”。而直到华生遇见福尔摩斯，成为其得力助手和主要故事记录人之后，他仍先后在帕丁顿和肯辛顿开有私人诊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和福尔摩斯一起住在贝克街221B。

受“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影响，后来的很多侦探小说都采取了“侦探-助手”的人物组合方式，并且让助手作为整个侦探故事的亲历者与讲述人。大体上来看，侦探小说中侦探的助手通常需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拥有正直的人品和理性的思考；

有一定头脑，但绝对不如主角侦探（可以衬托出侦探更厉害）；

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公信力（因为侦探多为私人身份，且多半被设定为性格古怪，人际交往能力差，不受大家欢迎，所以拥有公信力的助手往往可以促成查案的进行）；

掌握某些在破案时实用性较强的专业知识。

综合上面特点，早期很多侦探小说中都会安排一名医生作为侦探的助手。一方面医生在西方社会往往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人品认同，另一方面医生的随行能够保证在第一时间验尸，并判断出可信的死亡时间与死亡原因，并及时救治现场的伤者。这既增强了侦探小说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也能够有效推进侦探小说的情节发展。除了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小说中，协助侦探波洛查案的助手中也都有医生身份。

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华生是名副其实的医生，福尔摩斯本人也具有相当丰富的医学知识。在福尔摩斯与华生初次相见的时候，除了那句著名的“你到过阿富汗”的推理判断之外，福尔摩斯还刚刚研究出如何让血色蛋白质沉淀的方法，这被其本人视为“近年来实用法医学上最重大的发现”，因为“这种试剂能使我们在鉴别血迹上百无一失”。而随着华生与福尔摩斯交往日深，他还专门总结过福尔摩斯所具有的知识清单，其中三项多少能服务于医务工作：

植物学知识——片面，但对莨蓿制剂和鸦片非常了解；对毒剂具有一般知识，但对实用园艺学一无所知。

化学知识——精深。

解剖学知识——准确，但不系统。

“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作者柯南·道尔，也是正宗的爱丁堡医科大学毕业生，他毕业后作为一名随船医生前往西非海岸，回国后继续在朴茨茅斯开业行医，前后从事和医生相关的职业长达十年之久。据柯南·道尔自己说，其笔下人物福尔摩斯的现实原型之一，就是他在爱丁堡医科大学时的老师约瑟夫·贝尔教授，而约瑟夫·贝尔还曾做过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

侦探探案与“上医医国”

在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中，老残退出官场后曾遇到“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如此看来，老残完全是以一个江湖游医的身份在四处漂泊。而后在为玉贤审理盗窃案和刚弼审理魏氏案两起清官造成的冤案平反昭雪时，白子寿曾对老残说：“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老残在这里又显然起到了侦探的职责和功能。

晚清时期，西方现代医学与侦探小说相继传入中国。医生与侦探也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职业代表。一方面，二者都需要具备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冷静理性的头脑，进一步来说，医生“查”清病症与侦探“查”明真相也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即二者都是要通过表面的症候与现象，来推理、判断出最终的病因或凶手；另一方面，“医者仁心，治病救人”与“侦探查案，沉冤昭雪”在不同层面上成为了社会良心与正义的担当。

在古装影视剧中，侦探往往精通医术，图为2021年国产剧《御赐小仵作》剧照。

如果我们将观察视角还原到晚清特殊的历史现场，还可以看出医生与侦探在老残身上更深层次的关联与融合。晚清时期侦探 电影剧情简介，梁启超等人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即试图以小说来“改造”国民，以文学来“医治”精神。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也表明自己创作小说的动机在于“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具体到《老残游记》中，老残的“医治”理想不仅在于悬壶济世，去除人们身体上的痛苦，更在于一份“上医医国”的宏图大志。由此来看小说开头所描写的那一艘破败不堪、即将沉没的“危船”，以及老残等人对船员的不满（“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艘“危船”背后的民族国家隐喻。小说中老残探案不仅是为了追求查明某一个具体的事件真相，而且是对当时整个官场体系的揭露、批判和控诉，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将《老残游记》划入“谴责小说”一类的重要原因。老残查案，其实要查明的是国家不幸背后的真相；老残医病，最终要医治的是整个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种恶疾。

作为心理医生的侦探

民国作家徐卓呆曾有一篇侦探小说《犯罪本能》（1923年）刊登于《侦探世界》杂志上，这篇小说的风格完全不像徐卓呆以往最擅长的滑稽、谐谑一路，而是颇为严肃的犯罪题材。笔者甚至怀疑这篇小说并非是徐卓呆的创作，而是他的译作，不过目前仍缺乏相关证据，姑且存而不论。故事一开始就是不远处响起一阵枪声，然后男主角韦心泉闯进了烟草公司、绑架了经理、换上经理的衣服、逃过众人的追捕，后来这名逃犯甚至先后驾驶汽车和飞机逃亡，其情节模式完全是现在好莱坞动作片的文字翻版。

徐卓呆：《犯罪本能》，《侦探世界》第十五期，1923年。 （资料图/图）

小说最妙的地方在于其结尾处的反转，原来这一切都是韦心泉的内心“空想”，其实是他前几日出了车祸，因而脑海中出现了各种无法控制的幻想，家人为此特别请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大家”陈博士来医治韦心泉的“心疾”。陈博士采取因势利导的方法，通过虚构上述一连串逃亡故事，排解掉了韦心泉内心“宿着的思想”，最终治愈了病患。在这篇小说里，作为心理医生的陈博士治愈了韦心泉的“心疾”；但他通过不断诱导病患复述车祸现场种种细节，并据此推理、判断病症的过程又俨然和一名侦探无异；更有趣的地方在于，陈博士治病的方法竟然是顺着患者的思路，虚构了一起案件和逃亡，而抵达虚构案件真相的同时就意味着医生找到了最终的病因……于是，侦探与医生、真相与病因、探案与治病之间，就被复杂地纽结在了一起，而这或许正是这篇和当时一般侦探小说“大异其趣”的小说发表在《侦探世界》杂志上的关键原因。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一书中指出，侦探与精神分析师具有职业相似性：“犯罪现场包含众多线索，包含毫无意义、七零八落的细节；这些细节没有模式可言，恰如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被分析者的‘自由联想’；侦探只是凭借他自己的出场，保证所有细节都将回溯性地获得意义。”简而言之，侦探通过犯罪现场七零八落的细节最终形成破案的逻辑与证据链条，正如同精神分析师在谈话治疗过程中需要通过病患七零八落的话语表达还原出其内心所想和病因真相。

从侦探小说诞生至今，“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与医生的不解之缘，揭示着侦探和医生作为现代理性与知识“代言人”的同构性身份特征；刘鹗《老残游记》中老残亦游医亦侦探的双重身份，则彰显了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查明真相、找寻病因的时代与社会关怀；徐卓呆《犯罪本能》中将侦探与心理医生合二为一，更是呈现了精神分析、犯罪心理和事实真相之间的隐秘关联……侦探小说与医生这个职业的关系，也历经了从外科医生/法医到心理医生的演变过程，而这似乎在另外一个层面昭示了侦探小说自身的某种发展方向——从关注烟灰、脚印的事实搜证，到关注犯罪动机的心理探因。

无论是医救身体，还是治疗精神，医生都需要通过各种现象、病症来推理、判断最终的病因，之后再对症下药，这一过程宛如侦探查案，所以好的医生通常需要侦探一般锐利的眼光和严密的思维。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真正优秀的侦探同样需要一颗“医者仁心”。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